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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宫新语”以宫廷原状空间为切入点，力图以小见大。从今之所存，还原历史上的艺术与文化、礼制与文明。研究对象不止于物之本身，更关注物与物的关系，人与物的联系，及人与人通过物这一纽带而形成的空间轨迹。以家具为例。家具不仅是家具本身，更是文化载体，其受制于当时的科学技术、贸易往来、礼制规范，甚至与“人”的发育水平息息相关。家具的陈设，也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生活方式、礼仪风俗，甚至可以体现使用者的个人特质。
本文原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8期，第103-112页，原题为《清代帝陵隆恩殿佛楼陈设考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帝陵及其附属建筑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葬身及后世子孙祭祀先皇之所，其建筑格局和规制长期受到严格的礼制规范，在同一朝代当中基本格局非常稳定。清代帝陵作为中国最后的中央集权王朝兴建的帝王陵寝，因其距今年代较近，地面建筑大多完整保存至今。根据现有研究，在帝陵地面建筑的最主要殿宇——隆恩殿中，自乾隆帝的裕陵始，直至光绪帝的崇陵止，共计有五座帝陵在东暖阁中修造了佛楼[1]。其中一重要职能就是为了陈供蒙藏地区高层僧俗向皇帝致祭所赠来的唐卡和造像[2]。
在既有研究成果中，隆恩殿建筑本体研究领域以最早开始从事清东、西二陵测绘工作的的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团队的成果最为系统全面。天津大学杨莹的《清陵隆恩殿建筑研究》通过实地调研勘察,结合史料文献，对诸陵隆恩殿的各作做法进行了详尽的对比研究。清东陵管理处方国华的《清裕陵隆恩殿考略》论述了清东陵中的裕陵隆恩殿的建筑规制及工料来源，并以裕陵为例，探讨了清代皇陵建筑制度。在陵寝宗教的细分领域方面，以已经开放的裕陵地宫研究最为充分，代表研究有法国国立科研中心王微的《乾隆裕陵棺椁藏文经咒释读》，其重点对乾隆裕陵内所存棺椁上的藏文经咒进行了释读,作者试图通过此项研究,对清代皇帝棺椁上所刻藏文经咒的基本内容及其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清帝对于藏传佛教信仰的真实历史情况。中央美术学院陈捷、张昕的《裕陵地宫石刻图像与梵字的空间构成和场所意义》阐释了在空间、葬仪和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地宫内构建出一系列仪式性场景的独特意涵。清东陵管理处的徐广源先生也曾于自媒体上披露过一些清东陵未开放区域的相关图像和文本史料，这些先进学人的研究成果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研究材料和思路启迪。
先辈学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面隆恩殿的建筑规制和结构以及地宫内所体现出宗教意涵，迄至今日尚未有著文专门著述帝陵隆恩殿中佛楼的修建和陈供情况，这一研究空白不能不说是清代帝陵研究领域的一处遗憾。笔者通过清东陵管理处藏《陵寝事宜易知》（图2、图3）、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惠陵并淑慎皇贵妃园寝各项事宜清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整理出版的《裕陵各处陈设清册》和国家图书馆藏《昌瑞山万年统志》[3]（图1）等各类古籍善本、影印文书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相关职能部门档案材料作为研究基础。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清代帝陵佛楼的兴修、陈设情况，并对其功用及其象征意义依托现有文本和文物材料进行进一步探究。
康熙三年（1664）八月，始建于顺治十八年（1661 年）的顺治帝孝陵主体工程完工，作为清入关后兴建的第一座帝陵，其基本沿袭了明代中后期帝陵的一般型制，陵寝院落明楼前为正殿隆恩殿，殿内后半区辟为暖阁，暖阁内依立柱再分中、东、西三部分，中暖阁供奉帝后神位，东西暖阁供奉后妃神位[6]，其基本格局为清代后世帝陵的样貌奠定了可资参考的范本。康熙帝景陵、雍正帝泰陵在格局和型制上都基本因循了孝陵模式，未有明显变化。在国家图书馆藏光绪版《昌瑞山万年统志上函·卷二·志、祀礼、祀典、备物、陈设、仪树》中对清东陵陵区内诸帝、后陵及妃园寝的陈设情况有着非常详实的记载，其也是记载清孝、景二陵隆恩殿暖阁陈设情况的现存为数不多的档案材料，其与清东陵管理处藏手抄本《陵寝事宜易知》记载内容基本完全一致，可资互相印证。
由该志记载的陵寝陈设部分（见图4）可知，顺治帝孝陵、康熙帝景陵东暖阁内并无佛楼之设，其主要以陈设陵图及陵区内生长的所谓祥瑞植物为主，在乾隆朝又添设了一些供器，但总体格局仍较为简约。且无论从官方文书中还是现存殿宇相关部分痕迹上看，孝、景二陵应均未存在过佛楼，葬于西陵陵区的雍正帝之泰陵亦未见到修造佛楼的记载，但在乾隆朝《清实录》中记载了乾隆三十四年九月（1769）泰陵隆恩殿藏佛像丢失的一则案件：
“西陵隆恩殿内供奉佛像并悬挂珠旛被太监周进超窃去，现在讯究等语……此非寻常疎忽可比，（西陵守护大臣）弘晀、永泰均著革职，该管太监等一并拏解来京，交内务府大臣严审治罪。”[7]
以此可见，泰陵虽无佛楼，但在隆恩殿内应当存在供佛的专有空间，这也是现在发现的最早开始在陵寝附设建筑内进行佛像布设的确凿案例，在乾隆四十二年（1768）的造办处档案中曾明确记载道：
“十六日，公尚书福面奉谕旨泰东陵隆恩殿内照依泰陵隆恩殿所供之佛式样将慈宁宫现供大庆呈进之佛龛供器内选择如式者送往安供。”[8]
由此可见，至迟在雍正帝泰陵中第一次出现了宗教造像的陈供，从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其父、祖——孝、景二陵的一般制度，为乾隆帝裕陵中兴建专门的大型佛楼创造了可资利用的“祖制”依据，且通过泰东陵的佛楼样式，可以进一步倒推出泰陵佛像布设的基本格局。
事实上，在雍正和乾隆两朝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事死如生”的现象，即皇帝会在自己陵寝内一定程度上还原生时居所的部分环境，甚至是陈供空间。在雍正朝中后期，雍正帝就在自己居住的养心殿附近的“东佛堂”内供奉佛、道神尊：
“东佛堂中龛所供系皇考所供之佛，东龛之东系药师佛、阿弥陀佛。东龛之西系斗母，西龛之东系圣祖同祖母神牌，西龛之西系皇考同太后阿娘神牌 。”[9]
对养心殿佛堂的改动时间与泰陵后期内外装修的时间基本都在雍正十年前后（1732）。乾隆帝即位后，养心殿区域佛堂更是迎来一次大规模扩建，乾隆九年（1744）末，乾隆帝对养心殿东、西佛堂进行了装修：
“（二月）初八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养心殿东佛堂罩往北挪，漏出三扇窗户来（略）轮添三寸高座子，旃檀佛将楠木踏垛铺平，磬衣另做妆缎的一分（略）玻璃翠的八供，照玻璃翠的五供大小做一分，盘子做掐丝珐琅的，玻璃翠的五供放高些做一分，盘子亦做掐丝珐琅的，韦陀添背光座子，奔巴壶三件梅洗，另换衣换吉祥草孔雀翎，画佛另画（略）。于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催总五十八进内俱照指示处，将养心殿东西佛堂罩等件俱各挪安妥，并将做得供桌桌围五供佛窝等件，韦陀添做得背光座子，梅洗得奔巴壶，八供收拾，俱持进东西佛堂安供讫。”[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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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同一时间，乾隆帝亦下旨于正在兴修的胜水峪（即裕陵）隆恩殿工程内添修佛楼。在乾隆十六年（1751）的工科题本中，援引了乾隆十年（1745）乾隆帝关于裕陵佛楼修建的一条上谕：
“乾隆十年二月十七日奉上谕：隆恩殿内四角添安金柱四根；明间内照旧安设宝龛、宝床；东次间成做仙楼，下安设宝座西次间床龛帐幔按依仪制陈设。钦此。”[11]
从仙楼上部供佛，下部作为生活空间的基本布局看裕陵佛楼与养心殿东暖阁仙楼十分相似，在乾隆九年（1744）的一条活计档中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养心殿东暖阁仙楼上布设有藏传佛教主题的相关陈设[12]，仙楼下为斋戒时居住的寝宫。
这一笔者称之为“事死如生”的现象，在乾隆帝为其母崇庆皇太后营造泰东陵的过程中也有着明确体现。现泰东陵隆恩殿东暖阁内尚残留了乾隆帝为其母修建的佛楼主体部分（图5），其样式与崇庆生前所居寿康宫东暖阁的大佛龛（图6）几乎完全相同。且从档案文本和现存文物布局上看，泰东陵隆恩殿东暖阁以大佛龛为主体，前出踏跺的陈供方式也与如今寿康宫东暖阁如出一辙[13]。
根据现有材料，基本可以确认：在雍正朝之前，无论是清宫之内，抑或是皇帝陵寝当中，一直没有将宗教陈供场所的建设作为重点。顺治帝孝陵、康熙帝景陵隆恩殿中完全没有任何宗教陈供场所，其更多地表现为供奉神牌等祖先奉祀职能。并且作为皇帝生、死两界的主要寝宫，宫中养心殿与陵内隆恩殿的佛堂在雍正、乾隆两朝从布陈时间上到陈供格局上均呈现出明显的镜像化发展特征，二者在装修、布置等细节上有诸多相通之处。
佛楼内部陈设方面，现有乾隆帝裕陵佛楼陈设记载多为光绪朝守陵官员的相关工作记录，从记载的物品数量看，佛楼几乎完全填塞满当，陈设之密集繁复亦为清代诸帝陵之最，现存两本档案材料：《昌瑞山万年统志》与《陵寝事宜易知》记载基本一致。可知截至光绪朝时期，裕陵隆恩殿佛楼在光绪朝的陈供物品种类十分庞杂，从宗教造像到生活用品不一而足。为方便学界后续利用，笔者将《陵寝事宜易知》中关于裕陵陈设的记载转录于注释之内[14]。
由裕陵佛楼陈设情况可知，其陈设基本可分为楼上和楼下两部分，两部分分工较为明确，佛楼楼上以陈供神像、祭法器为主。楼下以供奉皇帝御容和祭奠孝贤皇后的御制诗雕漆匾额及书画文玩为主。佛楼二楼的主要布局围绕附带龛座的铜胎佛和分别居于八张紫檀木案上的铜胎八大菩萨为主体展开：
“东暖阁内佛楼上，设花梨木边，柏木心紫檀木雕花供柜一座，内供铜胎佛一尊，手棒大东珠一颗，连托重一钱，随檀香嵌玻璃背光座……紫檀木案八张，上供：铜胎八大菩萨八尊，各随檀香嵌玻璃背光座”[15]
以八大菩萨为核心的陈供形式与裕陵地宫中的八大菩萨雕刻里外呼应[16]，且与乾隆十二年（1747）对养心殿西暖阁仙楼进行的布陈基本格局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17]。从佛楼兴建时间（乾隆十年）推测，乾隆帝对养心殿西暖阁仙楼的布陈似应与裕陵佛楼同步进行。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笔者前述所谓养心殿佛堂与隆恩殿佛楼“镜像化”的发展特征。此外还有档案材料证明佛楼二层在乾隆四十五年（1784）九月乾隆帝前来祭扫孝贤皇后后随即撤下二楼楼梯后基本杜绝了人为扰动[18]，之后直至清末的百余年间基本保存了乾隆四十五年的原始状态。
在乾隆帝五子荣亲王永琪之孙贝勒奕绘[19]的《十月十五谒裕陵敬瞻圣容玉印恭纪》中还记载到裕陵佛楼曾供奉一高寸许的微型佛楼且有御书“金轮殿”匾额，为档案材料中所未载：
“宗喀已为黄教主，维摩诘示竹林仙。金轮密殿持三味（原注：殿高寸许，供于东暖阁，御书金轮殿匾），云篆红泥閟万年。至圣威仪真妙静，微臣佛老素精研，此日轩辕弓箭在，世年瞻望倍凄然。”[20]
相比于佛楼二层浓厚的宗教氛围，裕陵佛楼楼下更像是帝后影堂和皇帝个人爱好什物的陈列室，除大量书画金玉文玩外，最主要的陈设就是遍置佛楼一层各面墙上的御笔雕漆挂屏。内容多以缅怀孝贤纯皇后富察氏为主，富察氏是乾隆帝的嫡后，帝后二人感情深笃，自其乾隆十三年（1748）年病逝后的五十年间，乾隆帝多次亲临致祭。在乾隆帝奉安后的嘉庆九年（1804）裕陵佛楼陈设还经历过一次较大规模的统一修葺。[21]同治十二年（1873）在裕陵隆恩殿的修缮工程中还曾将佛楼上下陈设撤下，施工完毕后按照原位归位[22]。自此裕陵佛楼陈设基本保持至清末，未再有大改。佛楼中大部分陈设在民国时期由于冀东地区形势动荡转移至故宫存放，亦留有部分文物在清东陵文物管理处保管（见图8）。
嘉庆帝在确定昌陵营建基本规范时曾有“外式照泰陵，内式照裕陵”[24]的明确指导方针。但从现存记载昌陵佛楼陈设的档案材料[25]看，隆恩殿虽在地面之上，但其内佛楼样式却完全照裕陵佛楼建造，内部陈设亦一如裕陵，楼上楼下各有分工，同样为楼上供佛，楼下作为皇帝个人爱好什物的陈列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内务府来文·陵寝事物》中记载昌陵佛楼二层供奉的佛尊来自万寿山宫苑区的某座佛堂，惜因档案材料开放所限，已无法确定神像的明确来源。楼上佛堂供奉神尊具体情况尚不明了，楼下供奉与裕陵相较唯书画较少而竹木牙角玉等工艺品较多。从总体上看，嘉庆帝昌陵佛楼大致沿袭了乾隆帝裕陵佛楼的陈设格局和风格，应视为裕陵风格的延续。
现位于清西陵陵区的道光帝慕陵与其祖、父——裕、昌二陵有着显著不同，其隆恩殿相较于前述二陵明显狭小，其内亦无佛楼，仅有一逼仄小室。然而事实上，虽然慕陵隆恩殿东暖阁中并未发现佛楼，但在道光帝首次建造在东陵陵区的宝华峪陵寝中，应基本可以确定其曾仿效其祖、父兴建了二层佛楼：
“……称道光十五年二月十一日管工大臣敬徵面奉谕旨：宝华峪大殿内仙楼上下陈设等件著运京呈览钦此。”[26]
由此可见，宝华峪陵寝隆恩殿在兴建之初应当延续了裕、昌二陵的基本建设蓝图。在宝华峪陵寝正殿内兴建了仙楼，且上下均有陈设，但宝华峪陵寝因透水废毁，道光帝将己陵迁建于西陵龙泉峪陵区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陵寝制度改革，基本在各个方面均破坏了其祖、父建立的帝陵陵寝制度：
“酌改宝城规制。方城、明楼、穿堂诸券、琉璃花门、石像生俱著撤去。大殿三间单檐成做。甬路不必接至大红门。至地宫宝顶、月台、丹陛并建石牌楼一座，俱照所议办理。宫门前著建一路三孔桥。”[27]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28]，宫内养心殿东暖阁亦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仙楼拆除。[29]这也进一步验证了笔者前述帝陵佛楼与养心殿东暖阁仙楼的镜像化同步关系。
道光帝对陵寝的一系列改革彻底改变了慕陵地上地下的整体格局，隆恩殿“三间单檐”的逼仄格局更是使东暖阁内不再可能容纳裕、昌二陵那样的二层佛楼，这一陵寝制度上的改革也直接影响了此后兴建的两座皇后陵——昌西陵、慕东陵。此二陵亦未循泰东陵例营建东暖阁大佛龛。
但道光帝对陵寝制度的变革延续时间并不长，在咸丰九年（1859）四月十三日正式开工的咸丰帝平安峪定陵工程中，在咸丰帝的亲自授意下，平安峪陵寝大部分格局均恢复了裕、昌二陵的旧制，虽咸丰帝驾崩后，曾有声音要求定陵遵循慕陵定下的成例建造，但因工程已开始两年，工料均已备完且很多工程均在半途之中，在两宫太后的最终决定下，仍按咸丰帝在世时拟定的既有方案建造：
“诸王大臣所议实系准情酌理，洵谋佥同，自应俯允所请。著仍遵现在成规迅速恭办，以期山陵及早奉安，用承妥佑。”[30]
咸丰帝定陵虽在基本格局上恢复了裕、昌二陵以来的祖制，但在建设伊始，似并未在东暖阁内修造佛楼。定陵佛楼应系专为陈供藏地贡使供物而修[31]，这也使得定陵佛楼二层内的陈设[32]来源非常明确，除少量系内务府成造外[33]，其大部分应为同治五年（1866）十二世和八世班禅遣使进贡而来：
“本月十七日经理藩院文称侍郎裕瑞、洞阔尔呼图克图同前后藏使臣等于十九日恭谒定陵呈进佛像等贡，奴才恭照裕陵成案呈进佛座画像理宜供奉佛楼之上方昭敬谨，奴才等恭查定陵隆恩殿东暖阁按照裕陵佛楼式样修理佛楼一间，惟预备供佛处所该工尚未修理，神台难以供奉。奴才等公同熟商当即著派武备院卿衔郎中阿尔萨兰变通办理，赶紧预备神案数张恭设佛楼以上谨将佛座画像暂为供奉所有贡献敬供于隆恩殿前，该使臣等口奉讼经咒将奏书哈达当即焚化外其余藏香红花氆氇等供献敬谨暂存佛楼以下。谨另缮清单恭呈御览……”[34]
定陵佛楼一层的陈设[35]仍然充满了浓郁的事死如生的实用气息，基本以生活用品为主，可见咸丰帝基本完全恢复了裕、昌二陵隆恩殿佛楼的上下分工，这一制度也在道光帝短暂打破后迅速的得到了恢复，并一直延续到清末。
同治帝惠陵是清代竣工的最后一座帝陵，其隆恩殿基本完全因循了其父定陵的总体型制，唯供物多为造办处制造。在时任东陵守护大臣毓橚的《奏为惠陵隆安殿佛楼佛龛应备供器陈设请饬内务府恭备事》中，对惠陵陈供的这批佛像供器的来源和陈供方式有着明确的交代[36]。
惠陵隆恩殿佛楼陈设[37]在帝陵当中有一最显著特点，即佛楼第一次出现了具有浓郁宗教超度色彩的对联（度一切众生登极乐国，照大千世界生兜率天……详见注32）。此外，佛楼下层陈设也以藏传佛教祭法器为主，这与裕、昌、定三陵的偏个人生活化的陈设氛围有着显著不同。这或许与同治帝壮年病亡的非正常死亡方式有关。因惠陵工程基本系二宫太后主导修建，其陈设体现了二宫太后对同治帝这一年仅19岁就早殇的独子之哀思亦很容易理解。从宣统朝的档案文本[38]看，惠陵佛楼应为东陵陵区诸帝陵佛楼最辉煌壮丽者，甚至超越了奢靡著称的乾隆帝裕陵，惜今已完全无存，惟惠陵隆恩殿东暖阁檩柱之上，仍有余痕（见图12）。
光绪帝崇陵于宣统元年（1908）开始兴建，基本完全按照同治帝惠陵修建[39]，主体工程为民国政府依照《优待清室条件》第五款[40]规定出资兴建。1913年12月13日光绪帝和皇后叶赫那拉氏梓宫正式奉安于西陵金龙峪崇陵地宫中。但在仅二十余年后的1938年便遭到大规模盗扰，其内外陈设基本被荡涤殆尽。崇陵从建设到使用均较为仓促，档案材料记载远不及前述诸陵完善，再加之完整存在时间较短，崇陵的佛楼收贮的文物品类和陈设布局笔者暂未找到任何可靠的文献材料可资佐证。根据崇陵隆恩殿主体工程的时间线，笔者推测相关记载应在小朝廷时期的档案材料中，但由于档案管理制度的限制，现在《溥仪档》[41]暂未全面开放，希望随着日后各类档案材料的进一步开放，能彻底揭示出崇陵佛楼收藏的文物品类和陈设情况。
以藏传佛教作为团结蒙藏的精神纽带这一原则从清代诞生伊始就是帝国基本的国家政策，在“兴黄教以安众蒙古”[42]政策取得良好成效的背景下，由于皇帝与藏传佛教的密集接触，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皇帝作为一个自然人个体的精神世界。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长期以来被传统儒家士大夫视为旁门左道，一直被排斥在肃穆的国家典仪之外，即便是明代以崇信道教且长期致力于改革传统礼制著称的嘉靖帝，在其陵寝中亦无法突破传统的礼制藩篱兴建陈供神像的宗教场所。但这一切在清代中前期发生着悄然改变。一方面，自雍正帝始，皇帝在宫中最重要的居所养心殿区域内开始兴建东西佛堂，乾隆帝即位之后更是在皇宫内外大规模改扩建藏传佛教殿堂。另一方面，与改造养心殿佛堂几乎同时乾隆帝在即位伊始便明发上谕要求在裕陵隆恩殿东暖阁内建设佛堂仙楼，奠定了此后百余年清代帝陵兴建佛楼的祖制传统，这不能不说是清代皇室尊奉黄教的既定国策在帝陵型制变化上的具象化体现。帝陵佛楼和宫内养心殿东暖阁仙楼在乾隆朝初期和道光朝中期甚至出现了同建同拆的镜像化特征。
此外，在清代帝陵佛楼中还有着明确的楼上楼下职能的分工，楼上陈供神像、法器，楼下更多的是陈供御容画像与皇帝生前使用的玩物、器皿、衣物等。隆恩殿作为清代帝陵建筑中规模最大也最为郑重的主殿，其礼制层面的郑重性毋庸讳言，但自乾隆帝始，清代皇帝通过兴建佛楼的方式在这肃穆和程式化的陵寝大殿中为自己开辟出一个独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角落。这里沉淀的可以是乾隆帝对孝贤皇后的浓浓哀思，亦可是两宫太后对少年早亡的同治帝的深切追念，隆恩殿佛楼成为了皇帝可以在自己陵寝地面建筑中可以突出个人性的唯一空间。应当肯定地说，清代帝陵隆恩殿东暖阁内的佛楼高度个性化的陈设为端仪肃穆的礼制空间中增添了一抹亮丽的人性光辉。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石海滨、张元哲、杨晓晨先生提供了大量其掌握的档案和图片资料，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大量重要的一手材料，在此一并致谢。
[1]注：兴建佛楼的帝陵计有：裕陵（乾隆帝）、昌陵（嘉庆帝）、定陵（咸丰帝）、惠陵（同治帝）、崇陵（光绪帝）。
[2]“奴才等案查同治五年四月十九日准理藩院咨开因前后藏恭诣定陵呈进佛像等贡，曾经仿照裕陵佛楼规制修建佛楼一间以备供奉佛像之用而昭敬慎。”详见：载瀛：《奏请修建定东陵佛楼事》，档号：04-01-37-0148-0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4]《陵寝事宜易知》为函装手写本，今为孤本。根据内容看似为东陵守护官员工作所用手册，原件现藏清东陵管理处，徐广源先生曾对其部分内容予以披露。书影图片引自：
[6]以顺治帝孝陵为例，其宠妃董鄂妃死后被顺治帝追封为孝献皇后，然葬于孝陵之内的孝献皇后神位依旧循皇贵妃仪奉西暖阁中。《昌瑞山万年统志》以一“惟”字专门道出其与诸陵不同之处，这或许与康熙帝长期有意压制孝献皇后礼仪规格密切相关。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清官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40册，第410页。
[9]南京博物院藏遗散内务府档案，转引自马骥越：《养心殿东西佛堂考察——以雍乾两朝为主》，中国藏学，2020(S0)期，页62-63。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12册，第438—439页。
[11]《工科题本·建筑工程·陵寝坛庙》第二包，乾隆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题本。转引自清代宫史研究会编：《清代皇宫陵寝》，紫禁城出版社，1995，第20页。
[12]“照养心殿东暖阁镶嵌巴令样款做镶嵌巴令一分”，《活计档》第12册，第342页，乾隆九年四月十三日，法琅作。转引自罗文华：《祭祖与礼佛：紫禁城养心殿一区的佛堂与清帝的信仰》，《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1期，页96。
[13]关于泰东陵佛龛的陈供方式与寿康宫东暖阁的对比，在乾隆帝给造办处的上谕中有较为明晰的描述。详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清官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40册，第410页。
[14]“东暖阁内佛楼上，设花梨木边，柏木心紫檀木雕花供柜一座，须弥座上嵌珊瑚十二个，前后镶嵌松儿石八块。上设紫檀木佛龛一座，外檐随穿珠灯四支，铜灯四支，铜匾对一副，玻璃欢门十块，内供铜胎佛一尊，手棒大东珠一颗，连托重一钱，随檀香嵌玻璃背光座。
紫檀木供桌一张，上供：象牙佛九尊。金七珍一分。八宝一分。奔巴壶一对，内插孔雀翎、吉祥草。八铃一件。
紫檀木案八张，上供：铜胎八大菩萨八尊，各随檀香嵌玻璃背光座，上各供八宝一分、金塔一分、随紫檀木座。金坛城一对，随紫檀木座。珐琅盆珊瑚树一对，随紫檀木座。珐琅五供一分，随紫檀木香几。香靠烛、香花瓶，内插穿珠花二枝，每枝饭粒珍珠三十二颗、蓝宝石一块、红宝石二块。穿珠欢门旛一堂。象牙灯四支。象牙匾对一副。
神龛内，靠北墙，正面挂御笔雕漆挂屏一件，两旁挂御笔雕漆对一副。两旁边悬挂御笔雕漆挂屏一件。东、西墙悬挂御笔雕漆挂屏各一件，各随黄布套一件。靠北墙宝床一张，楠木制，上铺白毡、红毡各一条，上设黄缎绣金龙坐褥、靠背、迎手一分。褥上设金洋皮长匣一件，内盛圣容二轴。左设红雕漆匣一件，内盛白如意一柄，上栓汉玉豆三个。右设磁痰盒一件。紫檀木长方罩盖匣一件，内盛洋磁珐琅表二件。
宝床一张，左设紫檀木罩盖匣一件，内盛孝贤皇后挽诗一套计二册。填漆罩盖匣一件，内盛挂轴二轴：文徵明《春秋荣枝》一轴，柯九思《临九成宫醴泉铭》一轴。雕漆匣一件，内成唐狮砚滴一件，紫檀木座。紫檀木二层罩盖匣一件，内藏汉玉玩器十九件。紫檀木商丝圭璧罩盖匣一件，内盛汉玉宝二方、汉玉印色圆盒一件。紫檀木长方罩盖匣一件，内盛成窑五彩盅二件。填漆二层盒一件，内盛手卷四卷：上层赵孟頫《秋郊饮马图》一轴、钱远《孤山图》一轴；下层邓文远章草真迹一轴、赵孟頫书《道德经》一轴。
宝床上，右边设紫檀木嵌银片字罩盖匣一件，内盛定磁小盅一对，紫檀木座。紫檀木提梁匣一件，内盛白玉靶盅一件，紫檀木商丝座。填漆方匣一件，内盛哥窑圆洗一件，紫檀木座。紫檀木描金匣一件，内盛汉玉三喜璧一件，紫檀木座填漆长方匣一件，内盛册页两册：董其昌册页一册、马远册页一册。左边设方几一张，上设御笔《十全老人之宝说》玉册十片，随黄缎套一件。右边设方几一张，上设玉宝一方。
楼檐下，正面悬御笔雕漆匾三面。东墙上，向西悬御笔雕漆匾二面。靠东墙设紫檀木大案一张，上设《御制石鼓文序》一册、端砚十方。紫檀木玉字三层匣盛《佛说无量寿佛经》一册，红雕漆匣盛《御制鸡雏图》桌屏一件。御制缂丝《心经》一册，紫檀木匣装玉万年甲子一分，玉十二辰十二件，紫檀木罩盖匣盛。。青玉方盒一件，内盛册页一册。紫檀木嵌螺钿匣一件，内盛玛瑙晶图书八方。玉板金刚经一匣计十二块，金漆玻璃罩匣盛。紫檀木嵌螺钿匣一件，内盛御制诗十册。御制《抑斋记》碧玉册页一分，计玉板八块，碧玉宝一方，紫檀木嵌金银片匣盛。靠西墙，设大案一张，上设青玉宋龙执壶一件，青玉宋龙杯盘一份计二件，楠木插盖匣盛。金胎西洋珐琅杯盘一份计二件，楠木插盖盛。金胎西洋珐琅小执壶一件，上嵌珊瑚顶一个。金胎珐琅西番花杯盘二份计四件。以后各件均楠木插盖匣盛。银里葫芦碗一件。珊瑚顶小金多木二件。每件上嵌红宝石四十块，小珍珠三十六颗，每件重二十两五钱。御题诗青白玉碗二件，一件随盖。青白玉执壶一件。青白玉双鹿耳杯盘一份，计二件。金胎珐琅西番莲朝冠耳碗盘一份计二件。御题诗红花白地磁盖盅二件。御题诗青白玉盅一件。蕉叶式青白玉奓斗一件。白玉奓斗一件。银里葫芦盅一对。青玉碗二件。青白玉碟四件。诗意菱花双耳白玉碗一件。御题诗双耳拱花青玉碗一件。御题诗金里红雕漆盅二件。御题诗碧玉碗一件。御题诗札古札牙木碗一件，随铁鋄金錾花套。白锦地红龙磁盅二件。嘉窑青花白地人物磁盅二件。五彩填漆春寿长方茶盘二件。汉玉靶金乂子一把。御题诗汉玉靶镶嵌掐银丝紫檀木银乂子一把。青白玉小盖盒一件。御题诗白玉盅一件。青白玉碟一件。御题诗五彩人物鸡血磁杯一对。黑漆里葫芦碟一件。玛瑙盅一件。银里葫芦碗一件。以上楠木插盖匣盛。陵图一轴，楠木匣盛。两傍设金漆戳灯一对，各随黄铜蜡托盘一个，杭细单套。当中设楠木香几一件，上设锡香炉一个。两旁设楠木戳灯一对，随锡烛盘一对。前设拜垫一件，随黄纺丝穵单、布穵单各一件。东边设珐琅火盆一件，紫檀木座。”节选自：《陵寝事宜易知》写本，页第29-31，清东陵管理处藏。
[16]关于裕陵地宫石刻情况详见：陈捷、张昕：《裕陵地宫石刻图像与梵字的空间构成和场所意义》，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05期，页40-57。
[17]“乾隆九年 (1744)，造办处开始为西暖阁仙楼上制作五屏风佛座，这很可能是为后来正间供桌上摆放五方佛铜像作准备的。直到乾隆十二年(1747)五方佛与八大菩萨铜像才正式摆放进来。”详见：罗文华：《祭祖与礼佛：紫禁城养心殿一区的佛堂与清帝的信仰》，《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1期，页92。
[18]“该管郎中达杭阿预先并未禀明定期派员会同查看率于十四十六日带领匠役私启殿门在东暖阁内树立楼梯任其擅越栏杆近视踏勘实属不知敬谨奴才等恭查佛楼之下供奉圣容陈设理宜慎重，曾于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初七日传奉谕旨皇后陵东暖阁佛楼之梯著撤下嗣后永远不必安设，其上面连楼梯之活栏杆即著钉安坚固等谕钦此在案。既已永远不必安设自不应私竖楼梯擅越栏杆，而该郎中达杭阿实属草率不知敬慎，经奴才等查出相应据实恭奏请旨将郎中达杭阿交部议处”见载鋼：《奏为特参郎中达杭阿私蹬裕陵佛楼楼梯擅越栏杆请旨交部议处事》，同治五年七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04-01-14-0071-011。
[19]笔者注：爱新觉罗·奕绘（1799年2月20日—1838年8月26日），乾隆皇帝之曾孙，荣纯亲王永琪之孙，荣恪郡王绵亿长子。
[20]奕绘、顾太清：《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第4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21]“造办处奉派库掌普安呈为实销车脚盘费工价银两事前于五月奉堂谕着派库掌普安带领各项匠役前往敬谨踏勘妥协如式修理见新等谕遵此，今为二次前赴裕陵随工安供佛像陈设龛案供器钉挂匾对挂屏旛灯并收拾水磨见新黄铜烧古重檐鼎炉一座，鹤一对，鹿一对，擦磨用尤敦布一丈，找补点翠金背光九件，金七珍七件，金贲巴瓶二间金八宝七十二件，金巴令盘一件，计用翠雀皮一百七个收拾此项活计并随工安设等项于八月初二日前赴裕陵库掌一员代领催一名……”见普安：《为实销二次前赴裕陵随工安供佛像陈设龛案供器钉挂匾对等项库掌普安等共用车脚盘费工价银两事》，嘉庆九年十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05-08--0065。
[22]见载迁：《奏为裕陵隆恩殿等工完竣所有东配殿内暂供佛楼上下陈设等项拟仍遵章照旧移安于原位事》同治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04-01-14-0075-106。
[23]笔者注：文物现存清东陵文物展厅，其与档案文本可匹配，另1928年49期《良友》画报披露了一批东陵盗案照片，其中亦有此套挂屏的其他部分。
[24]《内务府来文·陵寝事物》2931包。转引自中国紫禁城学会编：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5辑下，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页841。
[25]“嘉庆五年八月初八日由万寿山请出佛像、陈设等件，于十二日送到太平峪降恩殿东次间暖阁仙楼按次供奉安设。仙楼下宝床上、宝座上设：黄缎绣花迎手靠背坐褥一分，上设如意一件、容镜一面、纺丝手巾一条、痰盒一件（红雕漆），左边紫檀炕桌一张，上设白玉提梁一件，紫檀座;石砚二方，内一方有墨紫檀嵌玉匣装;青玉二件，紫檀座;汉钉圭一件，紫檀座;烧汉玉三阳开泰笔山一件，紫檀座;青玉凤穿牡丹一件，紫檀座；右边紫檀炕桌一张，上设青玉山子一件，紫檀商丝座。青玉荷花洗一件，紫檀座。竹笔筒一件，随玉笔二支，青玉绵长大吉尊一件，紫檀绿牙双座;青玉兽面三环水盛一件，随珊瑚匙一件，紫檀座，青玉松鹿背格一件，紫檀商丝座;过枝缺玉随红墨一锭;青玉仿圈一件，紫檀商丝座。左边紫檀地案一张上设：白玉吉庆方瓶一件、紫檀座、身有绺耳粘，碧玉笔筒一件，紫檀座，足粘身有透络;白玉锦麒麟献瑞一件，紫檀座，铜珐琅兽耳炉一件，紫檀座。烧汉玉杠头筒一件，紫檀座，右边紫檀地桌一张上设：霁红瓶一件，红漆座;洋漆文具一件，内木盒二个，白玉太平有象一件，紫檀座两接；宋玛瑙葵花洗一件，紫檀座身，口有墨并缺；铜珐琅双圆瓶一件，紫檀座。”《内务府来文·陵寝事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转引自于善浦：《清代帝后的归宿》，紫禁城出版社，2006.10。
[26]绵清：《奏报遵旨挪运宝华峪陈设日期事》，道光十五年三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04-01-14-0061-042。
[28]紫禁城养心殿东暖阁仙楼拆除时间为道光十四至十九年（1834－1839）。
[29]罗文华：《祭祖与礼佛：紫禁城养心殿一区的佛堂与清帝的信仰》，《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1期，页95。
[31]《为前后藏等恭谒定陵呈进佛像著工程处估修佛楼等项》，同治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05-13--0054。
[32]“东暖阁佛楼上供奉铜胎镀金佛十七尊。龛脊上安设镀金铜塔一座，随练子四挂。龛外悬挂铜镀金雕龙边匾对一分，随托钉挺钩。龛内悬挂粉油匾对一分。片金欢门旛一分。紫檀木玻璃垂珠宫灯六对。龛内供奉铜胎利益佛九尊，随佛衣，紫檀木座。佛楼下案上设：铜铃杵一分，随紫檀木座。金累丝嵌松石坛城二座， 随玻璃罩紫檀木座。银珐瑯五供一分，随紫檀木座。铜镀金嵌松石青金珊瑚八吉祥一分，随紫檀木座。铜镀金随盘七珍一分，随紫檀木座。铜镀金小吉祥六分，随紫檀木座。铜镀金嵌松石珊瑚奔巴壶二件，随吉祥草、孔雀翎，紫檀木座。银镀金嵌松石珊瑚塔二座，紫檀木座。珊瑚盆景二件，随玻璃罩紫檀木座。楼下收存花毯子一块。红白毡二块。佛楼下案上设铜铃杵一分，随紫檀木座。金累丝嵌松石坛城二座， 随玻璃罩紫檀木座。银珐瑯五供一分，随紫檀木座。铜镀金嵌松石青金珊瑚八吉祥一分，随紫檀木座。铜镀金随盘七珍一分，随紫檀木座。铜镀金小吉祥六分，随紫檀木座。铜镀金嵌松石珊瑚奔巴壶二件，随吉祥草、孔雀翎，紫檀木座。银镀金嵌松石珊瑚塔二座，紫檀木座。珊瑚盆景二件，随玻璃罩紫檀木座。楼下收存花毯子一块。红白毡二块。”节选自：《陵寝事宜易知》写本，第31页，清东陵管理处藏。
[33]笔者注：定陵隆恩殿东暖阁添修佛柜佛龛应行安设之铜塔，铜匾对等为内务府成造。详见毓橚：《奏为惠陵隆安殿佛楼佛龛应备供器陈设请饬内务府恭备事》，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04-01-37-0126-034。
[34]载钢：《奏为前后藏使臣恭谒定陵呈进佛像等贡物照裕陵成案办理事》，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04-01-14-0071-062。
[35]“银漱口碗大小二件，随银盖一件。牙刷、刮舌子一分。银掐丝茶盘二件。布手巾二条。巧式玛瑙烟壶一件，随碧玡盖一件。水晶烟碟一件，随银盖一件。银奓斗一件。春绸小手巾一条。土布小手巾一条。黄磁白地茶盅一件，随银镀金盖一件。玉奓斗二件。青龙磁盅一件，随金盖一件。轧银丝茶盘二件。玉漱口碗一件，随银镀金盖一件。御制诗磁盖碗一件。五彩磁茶盘一件。玉嘴烟袋荷包一分。黄地绿龙膳碗一件，随银镀金盖一件。大小银匙三把。金果叉一件。木靶小刀一把。金怀攩一块。青缎皂鞋一双。翎扇一把。玉碗二件，匣盛。白玉烟壶一件，随碧玡盖一件。白玉烟碟一件，随金盖一件，玻璃匣盛。玛瑙烟壶一件，随金托碧玡盖一件。白玉烟碟一件，玻璃匣盛。磁痰盒四件。御制诗文一部。宝篆三颗。”节选自：《陵寝事宜易知》写本，页31，清东陵管理处藏。
[36]“……经守护大臣载鋼等奏请由理藩院查覆后援照咸丰元年陈案请将藏香红花氆氇等贡按祭敬谨焚化，又于同治五年七月准内务府造办处咨称定陵隆恩殿东暖阁添修佛柜佛龛应行安设之铜塔，铜匾对等项派员敬谨踏勘成造旋准工程处咨准造办处文称本处具奏讨领陈设供器。八月三十日由内交出铜胎利益佛九尊，铜铃杵一分，金累丝嵌松石坛城二座，银珐琅五供一分，镀金嵌松石珊瑚八吉祥一分镀金八吉祥二分镀金七珍一分，镀金八吉祥六分，镀金嵌松石贲巴壶二件，镀金嵌松石珊瑚塔二座，珊瑚盆景二件，紫檀玻璃垂珠灯六对，收拾见新。是年十二月经造办处恭送前项佛像供器并送到佛龛脊上镀金塔一座，随錬子镀金匾对一分，粉油匾对一分，片金欢门旛一分，花毯子一块，红白毯二块，黄布穵单一块，经守护大臣等敬谨看视分别安供佛楼上下，缮单具奏各在案，伏查惠陵隆恩殿内东暖阁佛楼上下应行安供佛像供器陈设等项拟请遵仿成案恭备。除前后藏有无供献尚未接准理藩院行知所有由内务府恭备之佛像供器陈设等项请旨饬下总管内务府大臣查照成案派员敬诣瞻仰丈量具奏请旨遵行，所有据咨援案陈请各缘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见毓橚：《奏为惠陵隆安殿佛楼佛龛应备供器陈设请饬内务府恭备事》，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号：04-01-37-0126-034。
[37]“东暖阁佛楼上供白檀梓龛一座，佛龛脊上铜镀金塔一座，铜镀金雕龙边匾对一副，上刻：宝相湧莲花鹿苑鹫峰同开法界，真经参贝叶蜂台狮座共仰天容。粉油匾对一副，上刻：度一切众生登极乐国，照大千世界生兜率天。片金欢门幡一分，傍设利益佛九尊（紫檀木座），紫檀木玻璃挂灯六对。
佛楼下银镀金五供一分（紫檀木座），银镶嵌塔二座，银贲巴壶二件（随吉祥草孔雀翎），金累丝嵌松石坛城二座（随玻璃罩、紫檀木座），铜铃杵一分，铜鋄银随盘八吉祥二分，铜鋄银八吉祥六分，铜鋄银随盘七珍一分，金胎盆景二件（随玻璃罩紫檀木座，上嵌东珠五十六颗），黄倭縀红花地毯一块，黄布穵单一块。以上共十八项计一百三十一件。”节选自：《惠陵并淑慎皇贵妃园寝各项事宜清册》，第3页，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38]“臣意普苏鲁岱跪奏为遵旨修建佛楼谨将勘办情形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臣等恭查菩陀峪定东陵享殿内供奉金玉佛尊并金塔陈设等件……拟请在东暖阁修建佛楼一间以备供奉尊藏而昭严密等因……彼时隆冬碍难工作迨至今春前任守护大臣载瀛屡因患病请假未及勘估，值此天气和暖正宜兴作，现经臣意普苏鲁岱率同司员先行恭诣裕陵、定陵、惠陵敬谨踏勘各座佛楼规制大略相同，惟惠陵佛楼规制壮丽。臣等拟请照式修理其外面雕刻漆饰等项均照依菩陀峪定东陵享殿式样以归一律而壮观瞻……。宣统二年四月初四日”意普:《奏为遵旨修建定东陵佛楼现在勘办情形事》，宣统二年四月初四日，档号：04-01-37-0149-0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39]“崇陵规制一褶，著恭照惠陵规制敬谨承修。”见《大清宣统政纪》卷五，页29。
[40]“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优待清室条件》第五款。转引自《大清宣统政纪》卷七，页18。
[41]笔者注：溥仪档案是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在小朝廷时期的档案汇集。全宗代码：26。全宗档案起止年度：（1911—1931），总数约411958件（册）。
[42]弘历：《御制说碑》，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撰，现碑位于雍和宫。
王彦嘉，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宗教文物组（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副研究馆员，近年来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宫廷历史、清代汉藏关系史和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与断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