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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在印度的孟买，帕西瓦尔大维德出生在一个犹太富商的家中。他的父亲萨森?大维德爵士是当地著名的银行家、印度银行的创始者。他所在的萨森家族拥有着庞大的纺织业和银行业，业务遍布亚洲和远东。出生于这样一个富裕犹太裔家庭的大维德，天性中没有丝毫的拼爹气质，反而从小就立志于自己的学业。
1913年，21岁的大维德赴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学位，也移居到伦敦。此时的英国，整个社会范围内已经有着良好的收藏中国瓷器的传统。深受这种氛围的感染，很快，大维德迷上了收藏。
大学第二年，大维德就开始频繁地从伦敦两家主要经营中国文物的公司—约翰?史帕斯(John Sparks)和布鲁特父子(Bluett &Sons)处购买中国瓷器。而在他收藏起步阶段，英国本土的博物馆给他提供了很多信息和帮助。当然，他自己也很努力求上进。
1918年，他从史帕斯处买到一件刻有乾隆皇帝御题诗的定窑碗，为了弄清楚这段铭文，他曾写信给博物馆咨询。这件藏品的获得，使他意识到掌握中文对于收藏中国文物的重要性。于是，他开始自学中文。
而当时的英国几乎没有地方能够系统地学习中国语言和中国艺术。然而凭着超常天赋和毅力，到1924年他已具有了一定的中文阅读水平。此时的他在伦敦虽也小有名气，但与同时期英国一流中国陶瓷收藏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比如东方陶瓷艺术协会就没有他的一席之地（这个协会是由十几位顶级中国陶瓷藏家的外国人组成的）当然，大维德此时是进不去的。
因为要进这个协会，不仅要看专业，还要有自己的收藏，而此时大维德的收藏范围广泛，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与英国其他的藏家也没有什么区别。然而随着收藏的深入，大维德越来越沉迷于中国古代艺术，他再也不满足于像绝大多数英国收藏家那样在英国本土从古董商手里购买中国文物，他决定亲自去中国！
如果说时势造英雄的话，作为收藏家的大维德确实是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时候！当时大维德来中国时，国内的政局是这样的：
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后，大量清宫旧藏的文物通过溥仪、溥杰以及太监等各种途径从宫中流散到民间； 1924年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清室善后委员会”筹备成立故宫博物院并对外开放，以前深藏宫中的珍宝得以公诸于世。
见到这种热闹场景，一般人可能去开开眼就算了，但是，别忘了，大维德的基因里是犹太商人的机智、敏锐、执着和超凡的社会活动能力。他看到故宫的着这些珍宝后，第一个主意就是要拿来办展览！
据大维德夫人回忆，大维德首次到北京是1924年，”那时紫禁城里的皇家珍宝正被打包在箱子里杂乱无章地放置着，没有人想到去展览。大维德成功地说服了故宫官员，挑选合适的宫殿陈设出一些珍宝，向一直期盼能看到先人遗产的市民们开放。一个合适的宫殿被选出，但需要彻底维修。大维德又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这个展览取得了巨大成功，出版了展览图录，观众远远超出了预期……。
此后十年内，大维德又多次往返于中英之间，参与了故宫各个宫殿里文物登录以及展览和图录的策划工作。北京故宫博物院档案中有这样的资料：
1929年7月24日，大维德爵士捐款5073.05元，用与修缮景阳宫后院御书房及购置宋、元、明瓷器陈列馆的陈列柜；
1929年8月10日，故宫聘请大维德为故宫博物院顾问。位于景阳宫御书房的宋、元、明陶瓷陈列馆从展品遴选、展览设计甚至到说明标签的撰写都基本上是在大维德的指导下进行的；
1935年春，大维德发起和策划伦敦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并作为理事会总干事来中国遴选展品，共选出艺术珍品1022件参展，其中有735件故宫博物院所藏宫廷文物精品。
由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从1924年到1935年间，大维德频繁地奔波于中英间，他亲自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早期的文物登录和展览工作，与大量清宫旧藏的文物有着零距离接触。正是由于他在故宫的这些特殊经历，培育了他的鉴赏品味，使他对中国文物的认识开始建立在一个很高的基础上。这段难得的经历使得他以后的收藏展现出迥异于同时代其他英国收藏家的“皇家品味”。
1927年，盐业银行准备出售溥仪1924年抵押在那里的清室珍宝。故宫博物院为此专门于1927年4月25日发函请国务院及内务部禁止盐业银行变卖、处理清室抵押物品。
盐业银行是个官方背景、私人性质的商业银行，是由著名文物收藏家张伯驹之父张镇芳创办的。张镇芳是袁世凯长兄袁世昌的内弟，为晚清最大的盐官。为了集中管理盐税，1915年3月，在袁世凯支持下，创办盐业银行，股董都是腰缠万贯的清廷旧官僚。
据大维德夫人回忆，大维德得到这个消息时已经有两个买家正在与银行沟通此事，其中有一位盐业银行内部的高官收藏家，非常希望能够得到这批藏品。后来由于受到“如果把这批藏品带离北京，将有人身安全问题”的威胁，那两个买家都不得不放弃购买计划。
而一生充满冒险精神的大维德看到这批清宫旧藏的文物精品后，却决定不顾一切要来冒这个险。与盐业银行的谈判前后持续了一年多，通过几番周折，到第二年大维德才与盐业银行达成一致，购买了其中40多件清宫旧藏的精品。
这批清宫藏品的获得，对大维德的收藏生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据郭葆昌辑《清高宗御制咏瓷诗录》，清宫旧藏中有乾隆御题的瓷器大约有199件。在大维德收藏中，有乾隆御题的瓷器20件左右，大部分御题藏品出自这批银行出售的清宫旧藏。
这批藏品，构成了大维德收藏中最精彩、最有代表性的部分，也正是由于这批精品的获得，在英国中国文物收藏界引起了轰动， 1930年，也就是这批藏品通过日本、美国辗转运回伦敦的第二年，大维德终于获得英国同行们的认同，获准成为代表着当时西方中国陶瓷收藏和研究最高水平的东方陶瓷协会会员，进入了英国中国文物收藏的核心群体。
同时也正是由于这批藏品，特别是器物上的乾隆御题诗，使他对中国传统的艺术鉴赏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他开始了系统地对中国古代传统艺术鉴赏理论的研究。他的收藏自此也不再局限于瓷器，他开始以乾隆的趣味来搭建他更广的收藏体系。
在与故宫亲密接触的同时，大维德也广泛地与北京、上海等地古玩商、收藏家及相关人士结交，从他们那里购买了大量与清宫收藏类似的藏品。
比如，大维德与上海著名古玩收藏家仇焱之私交甚密，他收藏的成化斗彩鸡缸杯就来自仇焱之的旧藏。还在他的引领下，一次就从上海张仲英经营明清官窑瓷器的“聚珍斋”里买走3万银圆的货物。同时，大维德也与其他一些在中国和海外有实力的外国古玩商和收藏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很多收藏中的精品就是出自于他们的收藏。
1934年，英国权威陶瓷专家霍蒲孙对大维德收藏的陶瓷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整理，从中遴选了180件最重要的器物，编著了《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为这本书题写了中文书名。
在选入的这些瓷器中，主要是宋、明、清官窑瓷器，其中宋官窑瓷器居多，占选入器物的一大半。从这本图录文字说明里频繁出现的“北京故宫有同样的器物”或“北京故宫有类似的器物”中可以看出，大维德确实是比照着故宫藏品来建立他的收藏的。下面我逐一分品类来捋一捋这位大富豪的旧藏。
在大维德收藏中，宋代官窑瓷器是他最值得骄傲的部分，除了从盐业银行购买的那部分清宫旧藏的精品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收藏的汝窑瓷器。
汝窑是北宋末期的御用瓷器，有记录的传世汝窑瓷器全世界仅存67件，是官窑系统中传世最少的一个品种，台北故宫也仅有21件。大维德收藏了12件， 包括了乾隆御题汝窑碗、刻花鱼纹洗、葵口盏托、三足奁式炉、水仙盆、浅碟、瓶等各种器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看仅次于台北故宫的汝窑收藏。
其中的刻花鱼纹洗非常罕见，汝窑一般均为素器，不带纹饰，这种带图案的汝窑洗全世界仅存二件，另一件在台北故宫。而汝窑奁式炉全世界也仅存二件，另一件在北京故宫，大维德收藏的这件要比北京故宫的那件尺寸大很多。
此外葵口盏托，全世界也仅存两件，另一件在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非常有意味的是大维德收藏了一幅1728年由宫廷画家绘制的反映雍正皇帝收藏中古物和瓷器的《古玩图》，图中恰好描绘了大维德收藏的乾隆御题汝窑碗，可见这只汝窑碗深得雍正、乾隆两位皇帝的喜爱，而大维德能够同时将《古玩图》和汝窑碗收集到，足见大维德所下功夫之深，由此我们也能领略到大维德收藏的汝窑之精。
虽然大维德藏品中以大维德瓶最为著名，但元代瓷器确实不为大维德所看重，至少1934年以前情况如此。因为虽然1927年他已购得一只大维德瓶，但在1934年编著的《大维德收藏的中国瓷器》里并没有收录这只青花瓶，而且在这本图录中也很少有明确标明为元代的器物。从这一点上，也能清晰地看到清宫旧藏对大维德的影响。在明清两代宫廷收藏中没有一件元代青花瓷的传世品，只有少量的元代其它品种的瓷器，多为祭祀用品。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几件元青花也都是1949年以后收集的文物。
明代官窑瓷器同样是大维德收藏中的亮点，他收藏的明代瓷器不下550件，被陶瓷界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五个明代陶瓷收藏之一(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大英博物馆、土耳其托布卡普宫)。在大维德明代瓷器收藏中明早期官窑瓷器占很大比重，公海赌赌船官方网站其中永乐、宣德到成化时期的官窑瓷器精彩纷呈，永乐时期的瓷器就有29件。
大维德收藏的清代瓷器同样卓尔不群，其“皇家品味”更加明显。在大维德来中国之前，他的收藏中几乎没有清代瓷器，那时西方人对清代瓷器的认识还局限于装饰性的外销瓷。1923年霍蒲孙编写的《中国陶瓷艺术》止于明代，因为在他看来“明以后的瓷器模仿得很不成功”。
大维德来中国后正是通过与故宫藏品的接触，才培养了他对清代瓷器的收藏兴趣。他曾提到1929年他在故宫时看到清宫当时被称为“古月轩”的珐琅彩收藏，“它们被单独放在大柜子里一个个定制的锦面抽屉中，柜子外贴着标签‘瓷胎画珐琅’……”，他甚至还试图在故宫里寻找制作珐琅彩的作坊。
珐琅彩瓷器原为清宫秘藏，是专门为宫中烧制的御用品，产量少，一般人很难见到。大维德收藏的清代瓷器品种非常窄，只局限于一些他在故宫见到过的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极高的彩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珐琅彩瓷器。他收藏中的乾隆款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与2006年在香港佳士得拍卖的乾隆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为一对，该碗当时以1.51亿港币成交，创世界珐琅彩瓷器拍卖记录。
除瓷器外，大维德也同样收藏了一些带“皇家品味”的其他种类的藏品。比如绘画门类，他收藏的唐韩幹《照夜白图》、五代周文矩《宫中图》(第三段)、元钱选《梨花图》等都是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
其中《照夜白图》为清宫旧藏，为嘉庆皇帝时与陆机《平复帖》一起颁赐给亲王永瑆，后传至其后裔民国著名画家溥心畬手中。1936年溥心畬因为母亲治丧缺乏资金将其变卖。张伯驹先生在《沧桑几度平复帖》一文中曾提到当时他在上海，听说《照夜白图》被上海古董商买去，准备卖往国外，急忙给当时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去信，谈到这张画的价值，希望他过问此事，不要使之流落国外。可惜当宋哲元接到信时，此画已被转卖英国……而这英国的买主便是大维德。
大维德的漆器收藏与清宫旧藏一样以元、明、清三代宫廷传世精品为主。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永乐款剔红双凤莲花盏托。
明朝是中国雕漆史上的黄金时代，永乐帝朱棣对雕漆尤为酷爱，曾在皇都设立果园场，并征调名匠高手制作御用雕漆器，果园场御用雕漆器在明末已被当时的鉴赏家视为至宝。现存世的永乐款剔红盏托，全世界仅存3件，其中一件在北京故宫，另一件在美国一私人收藏家手中，但只有大维德收藏的这件上有乾隆御题诗，可见这只盏托深得永乐、乾隆两位皇帝的青睐。
乾隆1781年为这只盏托所做的御题诗大意为：永乐的盏托还在，可是上面的碗却丢失了，后给它找了个嘉靖时的碗，倒也十分般配，虽然丢失了一半，幸运的是还能再次让它完整。然而虽然现在完整了，没准哪天又会失散……
侥幸的是，乾隆担心再次失散的这只嘉靖款碗也在大维德收藏中，大维德从盐业银行与永乐盏托一并购得。1935年国际中国艺术展上，大维德收藏的这批漆器首次向世人展出，当时有评论称“它们使故宫借展的漆器黯然失色”。
从以上可以看出，不论是宋、明、清瓷器，还是绘画和漆器，大维德都非常注重收藏工艺水平和艺术价值极高或比较稀缺的品种，他的收藏基本上沿袭了明清以来的皇家趣味。早在1934年霍蒲孙在《大维德所藏中国陶瓷图录》的前言中就提到，在他的收藏中仅清宫旧藏的官窑瓷器已不下70件，堪称“小型宫廷收藏”，并发出“收藏家如果没有条件去中国故宫看宋、明瓷器的话，可以来伦敦大维德这里”的号召！
说实话，看完大维德这样绝版的收藏，我只想问一句，难道他就真的没有拼爹？但是，不管他是靠自己的实力还是靠的爹，他最后做的这件事绝对能让所有爱好收藏爱好中国艺术的人都由衷敬佩。
1941年12月，大维德夫妇在去印度途中取道上海，当时正值珍珠港事件爆发，夫妇俩被日本兵关押了9个月。在关押期间，他患上了后来导致他全身瘫痪的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对自己生命的担忧使大维德不得不考虑这批收藏将来的归属问题，他想到了要建立一所博物馆来安置这些藏品。
1942年8月，大维德夫妇和其他一些身份类似的美国人、英国人与被关押在非洲东海岸莫桑比克的日本人交换得以释放。他在非洲获释后关心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策划并实施这个博物馆计划。在开普敦，他幸运地结识了同样热衷于中国陶瓷收藏的大维斯法官，并发展为亲密无间的挚友，大维斯法官成为他这一计划的主要策划者和起草者。
1946年，经过与大维斯法官的反复切磋，大维德决定要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建立博物馆，使之成为西方中国艺术研究的中心！他向伦敦大学提出了经过大维斯法官精心策划的捐赠方案：大维德将自己收藏的1400余件瓷器以及有关中国和远东艺术的8000多本中、外文图书包括那批古籍珍品全数捐赠给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而作为附属条件，亚非学院必须将大维德收藏的陶瓷和图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安置在一起；收藏品必须全部展出并无偿向公众开放；他必须住在博物馆……
经过与伦敦大学的艰难磨合，1950年，伦敦大学终于克服了战后的重重困难满足了大维德要求，在伦敦布鲁姆斯博瑞的乔顿广场为大维德收藏建立了专门博物馆，取名“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
1952年大维德好友鄂芬史东将他收藏的200余件明、清单色釉瓷器也捐给了基金会，至此大维德基金会共拥有1683件瓷器和7件珐琅彩料器，1952年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此基金会是海外唯一的收藏一个国家一个门类藏品和资料的博物馆，它的建立，成为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中国陶瓷研究的重镇。大维德以此为家，直到1964年去世。
然而出乎大维德意料的是，由于财务问题，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不得不于2007年关闭了展览。后经基金会董事会与大英博物馆协商，大英博物馆提供专门展厅，大维德收藏将在大英博物馆永久借展。虽然这种局面可能不是大维德所希望的，但也许它也会使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领略到这个二十世纪西方学术价值最高、最具影响力的中国陶瓷收藏家的风采！
8月16日德国经典拍行 Auctionata AG 在我家官网推出的《亚洲艺术品》专场里，绝对有你心动不已的珍品瓷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