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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红的概念深入人心。尤当新春佳节之际，家家户户置办新衣鲜花、食品包装、摆件春联等年节用品时，红色是首选、必选，取新年万事大吉、红红火火的好兆头，这是中国自古有之的文化传统。
在中国古代，色彩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五行学说与中华五色的属性对应影响710公海赌赌船官网欢迎您着社会环境，从统治阶级到平民百姓，从建筑设计到服饰器皿，无一不受其规制。而且，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流行色”，并非一成不变。我们今天所认定的中国代表色——红色，为古代统治阶级所喜爱的时期自明朝始，于清朝盛。在朝见天子、贺寿诞辰、新春佳节等重要时刻，女子多佩戴红色首饰，屋内也偏爱陈设红色器物，方显吉祥福气。
究竟是从何时起，红色，成为中国的代表色？它究竟是如何被赋予在各种器物上的？陶瓷、漆器上的红，是怎么来的？
瓷器自陶器发展而来，原始瓷器出现的时间甚早，但烧制粗糙。待唐朝国力兴盛，方有浙江越窑与河北邢窑两大制瓷系统，素有“南青北白”之称。唐朝之后，瓷器的制造逐渐为统治者所看重，官窑与民窑相继出现。制瓷工艺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朝代的生产力水平，瓷器上绘制的图案文字也反映出当时的艺术创作风格，可谓是文化与技术相结合的体现。
宋代五大名窑——柴、汝、官、哥、钧、定。其中，柴窑属于五代十国时期，暂且不提；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多产青瓷与白瓷，与其时的人文艺术风格十分相符，多以素雅清淡为主。位于河南禹州市的钧窑虽也产青瓷，却有一例以“钧红”色彩，其液态釉质在高温焙烧时会向下流淌，但并不脱色，因釉料配置不够精细，混杂了其他的金属氧化物，造就了钧红红中泛紫的色调，对于不追求纯正单色的人来说，反倒别有一番生动韵味。
钧窑是对烧制红色瓷器的小步尝试，景德镇窑在元代则迈出了一大步的探索。元代制瓷以景德镇为盛，基本以青白两色为窑口的生产迭代方向，却也不乏对红釉的小规模尝试——或许源于一时的灵感迸发，或许源于历代工匠的数次失败，红釉瓷的漫漫创造之路，便由此开启。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元代红釉暗刻云龙纹执壶出自景德镇窑，梨形壶身，直口圆腹，应为景德镇新创的造型。通体施满红釉，腹部暗刻有细颈长嘴的五爪云龙纹，最难得的是釉面匀净而釉色鲜艳。别看这小小一把执壶，已是流传至今的元代红釉器中的珍品。
通体红釉的瓷器在元代并不多见，倒是釉里红的技艺成为元代始创的独特创作。早期釉里红的工艺是在胚胎上施一层稀薄青白釉为底釉，再用彩料绘画，最后以一层青白釉作为罩面釉，入窑烧制。由于彩料介于底釉与罩面釉之间，铜红液在高温下又易挥发，故出窑后的瓷器釉面常有一种墨落生宣的晕染效果。
在红色成为明朝官方所认可并大范围使用的色彩之后，它用于端庄肃穆的宫廷院墙，用于精致典雅的后妃首饰，用于辞旧迎新的年节装饰，各个瓷窑也在不断探索，试图烧制出一种至纯至正的红色瓷器来。其实，此前之所以一直未有纯正的红瓷，除了红色在生活中未被统治者所崇尚的缘故之外，更为关键的是工艺技术的阻碍。传统红釉以铜为发色剂，但是铜在高温环境下的稳定程度极低，且其显色受到还原气氛等诸多因素影响，烧制非常困难。细数之下，唐代长沙窑的铜红釉釉色带黄，宋代钧瓷红中带紫，金代烧造红绿彩瓷，元代景德镇窑多制釉里红。而通体色泽油润光亮，如红宝石的高温红釉，则被誉为“千窑一宝”。而这千窑一宝，曾在明朝宣德年间红极一时。
明代宣德年间制鲜红釉即因多被用作祭器，又被后人称为祭红。鲜红釉的成功烧制无疑是红釉探索中的重大突破，比起钧红，鲜红釉色泽柔和稳定，不再有流釉之感；比起釉里红的色彩交杂，其通体一色，鲜红艳丽，正是历朝工匠所追求的至纯至正之色。尽管如此，成功地烧制并不意味着工艺的完善成熟，鲜红釉依旧对烧成条件极为苛刻，成品率极低。并且，为配制这种可以相对降低受环境影响程度的色彩，古人不惜成本，以珊瑚、玛瑙、玉石、赤金等珍贵珠宝入料，因此鲜红釉身价更为名贵。
明朝嘉靖年间江西集中烧造高温红釉的探索之路因经济无力、政治动荡、材料稀缺等原因中断了二百余年，直至清代康熙时期方才复兴。如果说明朝烧造红釉是因为君主喜红，以此为祭器命地方烧制的话，清代统治者在此基础上则更增添了一重显示国力的意图。康熙亲政后，开创大清盛世，国力繁荣，决意复烧红釉瓷器。御窑厂研究釉料配方与烧制方法，烧制出的高温铜红釉瓷器虽釉色与宣德鲜红釉不同，色浓如牛血，有些积釉处呈暗红色，别有一番浓淡趣味。强光下釉面反射出玻璃般的光泽感，莹澈浓艳，如一层宝石均匀附着于白胎之上，叫赏心悦目。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郎窑红釉器屡屡出现于拍卖场上，与之相比肩的还有康熙晚期景德镇窑新创的豇豆红釉品种。自成功烧造至纯至正的郎窑红瓷器之后，豇豆红又于单色红中人为地衍变出其他色彩，有时因红釉氧化产生绿色窑变，倒使得红中微微透绿，故得美人霁、桃花片等美名。
民国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写道：“美人霁佳处在于，淡红中显鲜红色与茶褐色之点，背光则显绿色”。清朝朱琰在《陶说》中提及了豇豆红的烧制方法，其法名为吹红：“截一长七寸、口径一寸竹筒，一头蒙上细砂，沾着釉水吹到坯上”。这种看似是烧制缺陷、实则为有意设特殊色彩计的，自19世纪起深受日本及西方藏家青睐。豇豆红在西方被翻译“P e a c h b l o o m（桃花釉）”，其绿柔软如桃叶，其红温婉若桃花，颇为形象地道出了豇豆红的特点。
红釉的烧造从红色不均不纯的钧窑，到纯正的郎窑红，又到有意为之的不规则豇豆红，历经数朝工匠的努力尝试。流传至今的红釉件件精美，釉色下涌动着热烈的生命力。它或许不似青花瓷一般是世界眼中的中国符号，但百余年来各色红釉经久不衰，历久弥新。这一抹红，始终是历代君主挥之不去的心头好。
瓷器发展成为国民用具之前，漆器在百姓生活和宫廷军队中的使用率很高，随着耐用且便宜的陶瓷问世，漆器方才因其制作周期长、易损耗的不足之处而被边缘化，逐渐成为贵族阶层使用的器物。其中，雕漆技艺是漆器制作中的重要手法，其实颜色远不止红色一种，还包括了剔黄、剔绿、剔黑、剔犀、剔彩等，现在我们能见到的传世品以剔红最多。
古代漆器早期多见于汉墓出土，以黑红两色为主，五代时漆器制作中心南移至江浙地区，宋元时期民间作坊兴盛，更是在明代辈出名家，如张成、杨茂等人。到了清朝，漆器深受乾隆皇帝喜爱，剔红漆器更是一骑绝尘，尽显风光。此时的剔红漆器造型多变，不再拘泥于桌器盛皿，雕刻技法也更加细腻纤细，整体审美风格趋于繁琐华丽。
朱红的漆器因色彩艳丽而备受官家百姓所喜。有趣之处在于，或许是因漆器工艺难得，受众面多为贵族阶层，且统治者未将剔红漆器与节庆礼制相捆绑，所以元明两代的漆器制作甚少着意逢迎祥瑞祈盼之意。加之民间匠人颇受文人思想熏陶，其时剔红漆器多见山水人物画。《明太宗实录》卷二十四中记载了永乐元年颁赐日时给众王妃的礼物列表，其中有雕漆盒、盘、果碟等。装饰纹饰以人物故事为主，辅以诸多花草纹饰。花卉图案也是明代漆器的重点装饰，通常中心刻大朵花卉，四周枝繁叶茂，或以小朵花蕾缠绕，呈众星捧月之感。
乾隆皇帝偏爱漆器，常由清朝造办处绘制纹样，交给苏州织造制作，一件红雕漆五蝠捧寿鼻烟壶便是如此。此时工匠雕刻花纹水平高超，比之前朝更为精细纤巧，刀法迅捷锐利，但若供内廷所需，自由创作的机会则相应变少。宫廷器物的纹样多取洪福长寿、如意吉祥之意，具有鲜明统一的宫廷审美风格。同时，雕漆的使用范围从文房桌案之物扩展到家具摆设，如乾隆年间的剔红福寿纹炕几，侧沿及腿浮雕蝙蝠，两侧腿间有开光洞，开光下沿饰上翻的如意云头纹。在此阶段，吉祥纹样与朱红色彩相得益彰，更显天家之风。
